作者：张再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随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抗疫斗争波澜壮阔地进行，英雄之举层出不穷、蔚然成风，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大仁大爱，亦使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的道德传统在中华大地再显峥嵘。
一
无疑，勇德是人类的共同道德。早在西方古老的《荷马史诗》中，美德就开始与勇敢须臾不可分离；在拉丁文里，勇敢和美德是同一个词（vitus）；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里，在所谓“具体的德性”名下勇德排在第一位；在尼采那里，他对生命的“强力意志”的肯定决定了其对勇敢亦备极顶礼。
论及人类勇德建设，中华民族的贡献尤值一提。中华民族不仅将勇德视为“三达德”之一，而且很早就开始了对其理论上的阐释。如孔子提出“见义不为，无勇也”的命题。该命题开始把勇与仁义、道义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勇业已正式跻入中国道德伦理的领域，并使所谓“见义勇为”成为千古传颂的优良品德。孟子对勇的思考可视为是孔子勇的思想的深化和继续。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认真讨论了勇的性质、勇的根本及勇的途径，而他的“浩然之气”学说的推出则为所谓“勇气”概念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果说中国儒家更多是从“人道”方面为我们揭示了勇的性质的话，那么，中国道家则更多是从“天道”方面切入勇的应有之义。庄子“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的论述，以其理论鞭辟入里无疑可视为这种“天道论”之勇说的显例。宋以后，有王阳明对勇的“敢直其身，敢行其意”的力行力为的力倡，有颜元对宋明“重文轻武”的唇舌之儒、文墨之儒的力辟，还有戴震对“益之以勇，盖德之所以成也”这一勇的“道德执行力”的力肯。以至于可以说，儒学虽有以“柔”训“儒”、以“懦”训“儒”的解读，但以儒学为传统的中华民族从未停下对勇和勇德追求、探索的步履。
二
那么，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勇呢？
其一，心性之勇。国人论勇，多从心论。“古文勇从心”的“恿”字，就是其明证。尤要指出的是，这种与勇相连的心，既非西方式的理智之心，又非佛教式的虚灵明觉之心，而为中国式心性论的以“生”训心之心、从心从生之心。职是之故，才有了孟子所谓“尽心知性”之说，程子所谓“心譬如谷种”之谈，以及周敦颐称“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作为一种生命哲学的概念，它意味着心以其“生生不已”的潜在的可能性为内涵。也正是基于心的这种可能性，才彰显了心不受制于现实规定性的“形上超越性”，才使心成为中国哲学“形上超越性”的真正体现。
同时，一旦我们肯定了心的“形上超越性”，我们实际上也就肯定了真正的勇。勇一如心，同样具有“形上超越性”。正是从勇的“形上超越性”出发，主张“见义勇为”的孔子提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重振中国武勇传统的颜元提出“极天下之色，不足眩吾之目；极天下之声，不足淆吾之耳；极天下之艳富贵，不足动吾之心，岂非大勇乎”。同时，荀子所谓“折而不挠，勇也”，代表了百折不挠、刚毅果决的力为力行；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勇敢是为了勇敢而已”，以其不假他求，从中不仅使“特立独行”的人格成为可能，而且也与中国伦理哲学的圭臬——“依自不依他”的精神一气相通了。
其二，气力之勇。中国哲学的身心一体决定了，勇并非是“心性之勇”的一意孤行，而是以一种“下学而上达”的方式，具身化为一种气力之勇。中国古人在提出“气，体之充也”，强调气与身体不可分的同时，亦使勇敢与身体化的“勇气”相提并论。故《说文》曰“勇，气也”，孟子认为勇能否成立取决于能否“善养吾浩然之气”，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则提出“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并且主张战斗力的提升在于“莫径治气”。“即气而力在”，如若我们肯定了勇之气，那么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肯定了勇之力。这一点，不仅可见之于《说文》的“勇”字从“力”说、《诗经》的“无拳无勇”说，还可在中国拳经中的“气与力合”说中找到注解。
“心性之勇”与“气力之勇”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告诉我们，一种真正的勇既具有一种“形上超越性”，又使这种“形上超越性”离不开形下的现实力量。
三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勇德也经历过沉浮，随着近现代“救亡图存”思潮的兴起，对勇德的崇尚再次被激发出来。梁启超有感于中华民族“强武之民，反归于劣败淘汰之数”的悲惨命运，一头钻入中国早期历史中，为中华民族寻找其武勇的文化基因，写就了《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在梁启超的笔下，大智大勇的孔子，不畏强权、以死抗争的曹沫、毛遂，以死报恩的侯嬴，秉笔直书的齐太史，宁折不屈的项羽，等等，都被视为武勇精神的象征。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则通过“儒侠说”使尚武精神发扬光大。在《訄书·儒侠》中，章太炎以《礼记·儒行》为蓝本，以“刚毅特立”“艰苦卓绝、奋厉慷慨”的亦儒亦侠的古“儒侠”为典型，一改长期以来“凡言儒者，多近仁柔”的大众习见，力倡古儒中固有的义薄云天的侠勇精神。因此，在振兴勇德的道路上，虽然梁、章二人一定程度上均受外来思潮的影响，但显然他们的思想都更多地来自“内源性”而非“外源性”，从而使他们的思想都打上了“以复古为启蒙”的鲜明烙印。
应该承认，即使在我们身处更为和平、更为文明的今天，这些勇德先觉者的努力也依然没有过时。今天的人们同样要面对诸如瘟疫、地震、洪水这样的自然灾难，面对诸如战争这样的社会灾难，面对艰难、挫折和“德福不能两全”的人生困境。这意味着，无论何时，我们每一个人都依然要在勇敢和怯懦之间做出选择，这也意味着，无论何时，勇德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必修之课。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27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