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在刚刚开幕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表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仍需全社会群策群力，切实增强乡村发展的文化活力，提高其发展潜力、增强其内生动力。“从基层调研的情况看，近年来乡村文化发展已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和经验。”潘鲁生说。因此今年他的提案就以“文化助力脱贫攻坚”为主题，希望未来乡村的发展能在已取得的成绩基础上“应对新形势，应用新成果”，进一步因地制宜地发展好乡村文化生产力。
发展乡村文化共同体
在提案中潘鲁生谈到，中国社会的基础形态是乡村，民族共有的“文化根”和“价值池”也在乡村。“钱穆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是自始至终建筑在农业上面的。’社会转型发展需要共有的历史记忆、情感维系、文化寄托和价值凝聚，乡村振兴更需要文化的凝聚力。”潘鲁生认为，随着社会变迁的发展，当代乡村文化的共同体已不仅仅是血缘、地缘、宗族等要素相互联系后的汇总，更是本土的、有机的、浑然的、持久的生长在一起的文化整体，并表现出了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和共同关爱的共有价值。
“以乡村手工艺为例，从构建乡村文化共同体的角度看，目光不能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工艺样式和工艺品”，还应将思路进一步打开，从而“带动一批带有场所共同价值的‘乡土博物馆’‘乡土景观群’‘农业资产带’‘田园共同体’等文化设施的新建和复建；促使一批反映乡村耕读文化、乡情村史、乡土记忆、乡村活态生活、乡土主题等多样化的‘乡土博物馆’应运而生；促进一系列具有识别价值的乡村聚落、民居住宅、畦埂、村口聚会地、巷弄街道、菜地、田间小道、作坊、桥梁、庙宇、祠堂、文化大院、柴垛、灌溉设施、自然河流等‘乡土景观群’受到关注；使得一系列集物候节律、传统节日、俗信、非遗文化、礼仪、传统种养系统、集市等与日常生产生活一体的‘农业资产带’焕发活力；以及一些新兴起的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的方兴未艾。”
从发展乡村文化的基础意义上看，潘鲁生认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日常生产与生活智慧，也在于形成承载历史记忆、勾连文化脉络和传播文化价值的文化纽带，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助力乡村文化产业振兴
“当前，我国已进入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文化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文化消费拉动经济作用明显增强的新时代，消费已由过去追求的‘排浪式’、温饱型消费，向个性化、原真化、品质化消费方向发展。”潘鲁生说，“尤其随着互联网化生产与电商IP经营模式的大规模普及，乡村文化产品的传播空间与范围已从根本上得到了拓展。”
以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影响为例，潘鲁生提出：乡村已开始成为城乡经济一体化架构下传统手工艺的“原创生产中心”，这是信息经济主导下对传统手工艺发展的普遍要求。在把握“体验经济”“众创”的发展环境的同时，可积极发挥传统手工艺依托地方物产和自然资源进行手工艺制作的“生态环保优势”，以及手工艺原材料及产品可再生、可降解、可循环利用的“循环经济优势”，将之作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生产，带动就业，促进创业。此外，在具体发展过程中，还要加强文化创意，既要反映地方文化传统，体现人文风土特色，还要融会当下的创意创新，让乡村文化融入当代生活。同时可拉伸延长产业链，拓展产业辐射力，以带动当地民俗旅游、土特产加工、生态农业和智慧农业的发展。
“从整体上看，借助互联网等新经济优势发展乡村文化经济，还要加强‘以农为本’的文化体系解读和挖掘，加强生产创意、生活创意、IP创意、功能创意、产业创意、品牌创意和景观创意，通过营造优美意境，创造农民独特增收模式，促进美丽乡村建设，以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增美的新型乡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潘鲁生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把握县域经济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的特点，构建符合其自身发展条件的商业模式，使乡村文化经济区块在县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中不断转型升级。同时，在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中，还应强化“慢经济”“乡愁经济”与“价值共同体”的叠加效应，防止出现片面追求市场效益的负面情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完善乡村数字文化服务与反馈机制
“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发展，乡村已进入信息化发展阶段。”对国家《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的有关意见潘鲁生深表赞同，认为应“着力发挥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发挥信息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支撑作用，繁荣发展乡村网络文化，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着力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培育信息时代新农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乡村发展存在差异，特别是贫困地区更需要完善乡村信息服务与反馈机制。”潘鲁生表示，“就有关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而言，要利用信息化技术及数字乡村建设的成果，建立健全乡村文化服务的民意反馈机制，避免‘一刀切’，使政策措施建立在基层需求的基础上，发挥‘人文化成’的长远作用。”
因此，潘鲁生在提案中建议建立“文化民意征集信箱”，以完善文化服务措施制定与实施的征求意见环节和民意环节，将老百姓作为文化建设的主体，通过征集关于乡村文化建设发展的需求和意见，做到因地制宜，避免水土不服。他还建议设立乡村信息文化普及员岗位，建议针对乡村进入信息社会的发展现实和趋势，加强有关文化服务，包括开展乡村信息技术培训，普及提高农民使用移动互联终端的能力；服务助农网站建设，为直播推介特色农产品、线上咨询“秒回”、网络订单火速发货等提供技术支持。此外他亦建议，加强乡村文化服务APP建设，通过采用“互联网+文化供给”，增强文化供给的倍加效应；在微信及乡村专题APP中还可提供适合农村人口需求的文化信息和服务。“整体上，利用信息技术的发展成果，做好衔接环节，发挥文化关键作用，将切实增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先扶志，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开创美好明天”。“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技在身”，“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对此潘鲁生深有体会，在他看来，乡村既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当前也面临着数字技术、体验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因此“我们更要充分认识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价值，盘活这些土生土长、代代传承的文化资源，以增强发展活力，助力扶贫攻坚，从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发展”。（路斐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