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流行语生动反映出人们在精神消费方面的愿望。纵观古今，人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文化消费，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热衷旅游。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双休日还是节假日，但凡条件允许，人们都会带上一家老小，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一场完美的旅行，必须要选择一家称心如意的酒店，如此才能玩得好。旅游文化的迅速发展，使得许多商人聚焦于旅游业，各类主题酒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在物质条件尚不丰厚的古代，外出旅行或者出门办事，应该如何解决住宿问题呢？
我国最早的旅馆称为“驿传”。西周早期，驿传已相当普及，统治者在通往都城的道路上广修客舍，便于各地诸侯入朝纳贡和朝觐时休息。不过早期驿传带有鲜明的等级色彩，文人士大夫可以随时入住，平民百姓恐怕只能敬而远之。
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官用“驿传”，名为“传舍”或“逆旅”的商业性客舍也出现了，遍布各地。
秦国大一统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驿传”制度，汉承秦制，“驿传”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据史书记载，西汉初期，各地均在交通要道上设立驿馆，每三十里一处。当时西汉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的客舍也星罗棋布，不仅有可供各郡来客住宿的“郡邸”，还有专门接待外宾的“蛮夷邸”。
南北朝时，许多王公贵族发现经营旅馆存在巨大的商机，竞相建置，旅馆林立城中，望不到边。为了满足一些外来客商的特殊需求，还出现了“邸店”，“邸店”除了为客商提供食宿服务，还可以提供空间来储存货物，以便进行商业贸易。南朝谢灵运在《游南亭》中说：“久痗昏垫苦，旅馆眺郊歧。”这是“旅馆”一词有据可查的最早记录，“旅馆”一词的“知识产权”就此归属南北朝。
至唐朝，经济繁盛不衰，各国使者纷纷到大唐学习、取经；为了彰显唐人风度，官方旅馆的建设被提上日程。唐代的官方旅馆有两种制式，一种叫“鸿胪客馆”，由主管外事接待、民族事务的鸿胪寺管辖，主要接待外来使臣；一种叫“四方馆”，由中书省管辖。这两种旅馆都是官方背景，类似于今天的钓鱼台国宾馆和省委招待所。除了建设官方旅馆，民间旅馆的发展也相当可观。《太平广记》记载岐州地区富豪开设的私家旅馆可以容纳千人食宿，可谓世所罕见。
唐中期时，“馆”和“店”分化成两种不同的类型，要区别它们并不繁琐——“馆”通常指较大的旅馆，有“公馆”和“私馆”之分；“店”多由民间自办。“馆”和“店”的食宿设施不尽相同。《太平广记》记载汴州(今河南开封)有一家“板桥三娘子店”，店内设有单人间、双人间和多人间，三娘子做烧饼充当客人的早饭，并出租驴畜。古代旅馆基本是单人居住，“板桥三娘子店”应当是民间较早出现的复合型旅馆。
宋朝同样是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时期。在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私营旅馆临街而立，热闹非凡，尤其是西湖岸边的湖景旅馆，密密匝匝，眼花缭乱。陆游那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就是在杭州西湖砖街巷(今称孩儿巷)的一家湖景旅馆里写的。此外宋朝旅馆的装潢水平也大幅提升，苏轼在《凤鸣驿记》中曾记道：“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
明初，全国要冲均设驿馆、递铺，数量只增不减，“十里一铺、六十里一驿”的格局最常见。明中期以后，驿道管理松弛，为此张居正主张裁减驿馆、递铺，不过基本没有成效，皆因各地驿馆、递铺的数量较为繁复，裁减比重很难定夺。
明清时期，在旅馆的基础上衍生出会馆。北京、长安等城市不仅有地区性会馆，还有行会会馆，其中北京的会馆最多时达数百座。至晚清，伴随国力衰微，会馆日渐没落，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旅馆大举开建，中国的旅馆业由此走上了近代化之路。